在文化意义上，现在的学术研究只是在国家主义框架下进行东南亚文化的叙述。由于国际政治的因素,对东南亚11国之外的像新几内亚、斯里兰卡等诸多与东南亚密切相关的地区基本上不再成为东南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但在人类学史上,利奇的克钦人研究把中国西南视为中国与东南亚的缓冲带。而清代以来的“南洋”叫法,其实包括了福建和广东等华南地区,更有日本学者把长江以南划入东南亚文化区。像东南亚以西的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它的农业、气候、食物和文化与东南亚的很多地区极其类似,最终却被划入了南亚,还有诸如新几内亚附近的地区,很大一部分被划入了大洋洲。本文所指的东南亚还是指现在所说的11个国家的范围,但这一范围不是类似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政治区域,也不是指某一个地理单元,而是作为研 究对象的 社会,作为世界 体系的社 会体系。

“东南亚”只是现在世界上普遍的叫法。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从汉代到元代叫“南海”,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叫“西洋”,万历年间以文莱苏丹国为分界线分为“东洋”和“西洋”,清代有“东南洋”和“南洋”之名,后来就普遍叫“南洋”。我们现在还能听到的“南洋”的叫法其实只有很短的历史。在西方,继马可波罗之后,商人、冒险家和传教士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广大区域称为“东印度”。“东南亚”是在二战期间出现、战后普遍使用的叫法。现在的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而不是指“东南亚联盟”。两者出现的历史背景和组织规模都不同,容易混淆,故须特别分清。但两者都是20世纪后半期地区主义浪潮的产物，东南亚的地区认同也因此逐步增强。东南亚的地区认同有其历史文化因素,故需要对东南亚的社会文化进行整体研究。

将东南亚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研究,欧美日已有相关论述。相比较而言,日本“近水楼台先得月”,积累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使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得益彰。最为突出的是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高谷好一的“世界单位论”。在《亚洲的价值与多文明主义》一文中,得益于田野资料的启发,他把亚洲分成不同的世界单位,即多个文明体系[9]。和亨廷顿一样,这样的分类必须小心谨慎,需要考虑其中同质的部分与异质的部分在不同时空中的复杂关联。整体关联性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特色。王铭铭受莫斯“超社会体系”概念的启发,倡导跨社会体系的研讨。汪晖将“跨社会体系”改为“跨体系社会”,指一种包含着不同文明、宗教、族群、语言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社会网络,“强调物质文化、地理、经济、宗教、仪式、象征、法权和伦理表述的多样性共存于一个社会体中”[11]。本文未采用人类学常见的微观社区调查方法,而是借用民族志、考古资料研究东南亚社会在不同时空的跨体系性,以“跨体系社会”这一新的研究视野来认识东南亚。

人类学的民族关系研究是一个重要领域,也可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民族关系是动态的,要考察过去,更要关注现实。民族关系有时表现为社会关系,有时表现为语言关系,有时表现为宗教关系,有时表现为经济关系,有时表现为国家关系,它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民族关系是人的思维情感、行为及其结果,考察的是人的活动,包括生产、交换、社会交往,也涉及自然与超自然。因此,有必要把民族关系研究上升到方法论的地位。那些关于东南亚的本土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在东南亚社会的内部关系及内外关系上有一种差异性的统一、关系性的结合,这不仅是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心态。这种关系性社会是历史的而不仅仅是当代的,是动态的而不仅仅是静象的,是立体的而不仅仅是单面的。本文在跨体系社会视野下研究东南亚的地理、社会、历史、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多重关系。

2地理和民族

地理环境决定了土地、草原、森林与人口,也决定了现代国家的领土、领海、资源,以及交通和军事要地。习惯上,东南亚分大陆和海岛两部分,中南半岛在亚洲大陆的南端,地形复杂;马来群岛由众多岛屿构成。得益于优良的光、热、水、土条件,东南亚除了大米,橡胶、蕉麻、椰子、油棕等热带作物的生产和出口都非常多; 同时,热带旅游业非常发达。所以东南亚国家同质性较大,可以进行良好合作,共同进步,也可能发生竞争,影响国家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工业不是很发达,对外依存度较高。

地理环境不仅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经济格局和工业社会的原材料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族的形成和分布范围。中南半岛的高山、大河可以形成很多民族,特别是大的民族,海岛上形成的小民族则更多。而海洋也阻挡不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如与古代中国和日本的往来。不管现在有多少东南亚原始人类的证据,但历史上人类的迁徙对东南亚影响颇深。总体上,东南亚地区相当于东方的地中海,除了亚洲大陆的移民 ( 包括远古人类的迁徙和历史上的华人移民) ,早期人类也从东南亚飘洋过海到东方的夏威夷群岛和西方的马达加斯加岛,以及南方的澳大利亚大陆。东南亚某些地区也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拥有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晚期一系列发达的文化。爪哇人、“巴玛人” ( 缅甸人) 和北京猿人、蓝田人属于同一个时代。爪哇人演化成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与亚洲大陆来的蒙古人种 ( 南岛语系、南亚语系、汉藏语系) 融合演变成现代东南亚的各民族。民族众多,自然就有许许多多的语言文字,除三大语系外,东南亚还有汉字、婆罗米字母和阿拉伯字母三大文字系统,与这些文字相关的是儒家文化、印度宗教和伊斯兰文化。这体现了 民族、宗教、语言 之间的关联性。

历史已经步入21世纪,我们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脚下站立的土地,“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海洋涉及交通物流和国际贸易、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以及各种资源。东南亚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走廊,不同民族、宗教、文化、语言、技术、动植物在这里汇合,故有学者称之为“亚澳地中海文化区域”。正是这样的“内海”把东南亚联系为一个整体,可以说是“血浓于海水”。也正是众多的岛屿产生了不同的经济作物,分布着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影响着宗教的传播。

3宗教和文化

多种宗教不断地传入东南亚,融合而并存,这取决于东南亚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东南亚地区的宗教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源自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至今仍在一些边缘地区流行。其次,公元前2世纪开始传入的儒释道文化,至今仍然影响着越南,也有公元初传入的印度宗教各派。在第三阶段,即12世纪末,斯里兰卡的小乘佛教传入缅甸,进而传入湄南河流域,再向北传入泰族,向东传到高棉族,14世纪又传入老挝,成了中南半岛上的主要宗教; 在13世纪,伊斯兰教从波斯、印度进入南部海岛地区; 地理大发现之后,基督教随西班牙殖民者进入东南亚,与伊斯兰教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最终占据了菲律宾。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后来的宗教并没有取代之前的宗教,而是造就了东南亚宗教的丰富多样性。

外来宗教想要站稳脚跟,必须本土化,适应当地社会,具有包容性,与其它宗教文化和平共处。除非它竞争力特别强,否则只能与其他宗教并存“分天下”。伊斯兰教虽被定为马来西亚的国教,但其作用一直处于“象征意义”,未进入到政治与经济生活领域,直到今天,马来西亚都远不是一个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其他各种文化对它先后都有所影响,伊斯兰化的时间较晚,伊斯兰教仅是其一,但由于总人口多,信教人数在穆斯林国家中是最多的。文莱自15世纪就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是其最主要的宗教。14世纪时,穆斯林商人开始在菲律宾南部经商传教,15世纪时,先后建立过两个苏丹政权,但在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武装入侵菲律宾,造成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在菲律宾的直接对抗,至今仍然影响着菲律宾的发展。中南半岛国家所在地区,由于偏离了东西交通的主航道,穆斯林商人足迹罕至,加之受印度文化影响较深,所以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影响较小,但也会造成现在的困扰,比如泰国南部穆斯林的分离运动。

东南亚宗教的传播和分布,深受海陆环境和交通影响。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主要是在越南。印度的佛教先是传遍东南亚,后来海上交通发达了,穆斯林商人多了,马来群岛逐渐伊斯兰化,佛教则保留在中南半岛上。与伊斯兰教差不多同时传入的天主教,是西班牙殖民者从大西洋绕道太平洋带来的，最终只占据了菲律宾。这些宗教融入到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语言文化、政治文化。然而,多元的文化是世界体系中的多元文化,一体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体。东南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无论是早期人类的迁徙,还是文明时期经济文化的交流,它总是处于一个世界体系中。

4世界体系和东盟共同体

在区域性世界体系里,东南亚的过去和现在各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呢? 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东南亚是原始人类发源地之一,也是稻作文化和青铜文明的一个独立的中心。“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青铜器在东南亚北部地区普遍出现,铁器也在公元前500年以后大量使用。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海岛地区二者同时出现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末期。”张光直先生认为,新石器中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实际上属于同一文化区域。

从秦朝开始,中南半岛的国家相继纳入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马来群岛由于距离太远,直到中国魏晋时期的文献才有互相往来的记录。到隋唐时期,马来群岛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与古代中国建立了朝贡关系。然而,这种朝贡关系是薄弱的,一旦中央政府自身难保,朝贡关系就逐渐中断。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朝贡关系也就不复存在。尽管现代国际交往强调平等,但“古代北京和当代华盛顿有一种讽刺性的相似”。东南亚的朝贡体系是多重的,受中国影响,大的国家与周围的小国也形成了区域性的朝贡体系,与东亚朝贡体系同时存在。

在古代,东南亚地区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在政治和经济上表现为朝贡关系。卷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后,东南亚国家最终赢得独立,寻求经济发展,共同谋求东南亚一体化,发展东盟共同体。在公元1500年前,东南亚地区已经具有多样性,并且处于帝国性的世界体系之中。不仅如此,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也是贸易的中转站。

民族星罗棋布,宗教传统悠久,国家比较多,受殖民主义的影响,也有现在的大国干涉,又经过战后国族重构,东南亚社会的差异是不是变大了呢? 东南亚及其相邻地区确实构成了一个文化区,在新石器文化复合体中嵌入了中印文化,这构成了其传统文化。在村落这一层次上,它们的文化相似性大大超过差异性 “不只气候、物产种类相近,而且人文发展也具有一体性”, “不论风俗民情、价值观念、语言文字及法律制度各方面均有近似之处,显现出独立文化区的特色”。

文化上的相近使彼此容易沟通,容易产生归属感,形成一种归属性的地区认同; 冷战时期基于外部势力的反应产生了地区主义和回应性地区认同; 冷战之后各国加强经济发展和文化往来,对地区具体事务的解决也产生了工具性的地区认同。这三种地区认同方式使东南亚地区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不再依赖于某一大国。当然,某一国家和某一大国的双边“私人关系”并不影响东南亚社会整体。东盟采取文化上多元一体的方式,不异想天开地追求统一的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充分尊重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主张通过对话和交流,形成东盟意识和地区认同[23]。近年来,不仅各成员国之间交流增多,连各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也被纳入学校教育体系,这种多元文化教育加深了对彼此之间文化和宗教的相互理解。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历史上的东南亚没有统一的帝国和文化。它不像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那样,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社会依靠人们的忍耐、宽容来维持。在东南亚,不同族群彼此之间保持距离,使他们在处理事情时采取协商而不是妥协的方式。现在的“东盟方式”是和东南亚的社会文化传统分不开的。那么,处于世界体系的东南亚,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它是怎样的呢?

5跨体系社会和跨文化共同体

几千年来,东南亚地区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全球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卷入不同的“世界体系”。萨林斯视之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 ( a Culture of cultures) ,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24]。东南亚社会不仅是一个文化复合体,也是一个跨体系的社会。

汪晖谈到了中国内部的跨体系性,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外部的介入。而东南亚内部的跨体系性,除了东南亚的整个地区,还存在于国家层面和某个国家的某一区域社会。东南亚是开放的,它的内部又是多元的跨体系的;从与世界的联系来看,它是动态的,开放的,更是跨体系的。因此,笔者认为,跨体系社会并不仅仅是几个社会融合的复杂综合体,也可能像东南亚一样是几个社会的结合部、几大文明的交汇处。东南亚的跨体系性,不仅在于它内部的多元,还在于它的动态性,内部之间、内外之间一直是互动的。虽然跨体系社会更强调一体性,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开放性、流动性,东南亚社会很难在政治和文化上达到统一,但其所“跨”的社会体系却可能在变,不断有新的族群、文化涌入,不断有新的行业和职业人群加入,社会更加复杂多样。如果说国家是一个跨体系的社会,那么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转型导致东南亚内部社会体系元素发生变化,但不影响东南亚整体的跨体系性。从时间上、从内外关系上看,它始终是跨体系性的。

东南亚的“境外势力”并没有对其构成永久的威胁,相反，它有其自主性和能动性。东南亚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东南亚是开放的空间,它连接三洲两洋,往往有多种外部力量介入。在公元初,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各派、中国的儒释道势力在这里此消彼长,最后,上座部佛教在中南半岛盛行,儒释道信仰主要分布在越南,而马来群岛地区则盛行伊斯兰教。稍晚进入的天主教也仅仅分布在菲律宾的大部分地区,其南部地区现在还是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这似乎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就像早期的儒释道和印度各教派一样。这样的平衡之术也有其文化传统,那就是求同存异,如爪哇文化的兼容性,东南亚各地区的村社组织,还有泰国在近代历史上斡旋于大国之间而免于被殖民,现在的东盟也实行平衡外交。

人类学是关于异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通过对他者的认识来认识自己的途径,进而认识我们自己这个社会和我们人类自身。外部势力的介入、社会的多元复杂,在东南亚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我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处理也是这样。汪晖认为清政府的统治策略,是以作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来协调新疆、西藏、蒙古和中原这些不同地域和这些不同地域上的不同族群的。中国是一个跨体系的社会,儒教文明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东南亚没有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有的只有地理环境、气候、农业经济、热带生活习俗的共性,以及历史上各种文化融合而成的传统文化,后来由于宗教的介入而表现出在文化上的不同。然而,外在的文化形式容易改变,那些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习俗却代代相传,影响至今。世界三大宗教在东南亚都实现了本土化,而那些本土的东西影响至深。恰恰是这些共性,引起人们的共鸣。由于中南半岛山河相间,马来群岛岛屿众多,地理上的分立使对话成为可能,协商的传统也在村落中普遍存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使东盟能够以非正式的、松散的形式达成政治上的共识。所以, “东盟方式”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的传统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偶然相似的是, “东盟方式”和儒家文明都保留有极大的弹性、余地和空间,保证了多元和活力。

费孝通先生曾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是考古学和人类学考证的研究,也是他毕生民族调查和社会调查的心得体会。然而,时代在变,那个“格局”也在变,它的内部在变,外部也在变,甚至互动方式也在变,不变的可能是多元一体的状态。因而, “格局”需要进一步阐释,多元不只是历史上的多元,一体也不只是现实中的一体,至少在东南亚,多元一体的跨体系性几乎始终存在。“从来没有人认为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单独的地理政治区”，在中国的历史视野里,它是“南海”、“南洋”,那些国家每个周期都要来进贡。东南亚跨体系社会呈现出动态的“多元一体”状态。因而费孝通先生论述的多元一体格局不仅是过去式,还是现在时、将来时,它是一个动态的格局,表现出跨体系性。

通过东南亚反观我们的社会,古代各民族在历史和地理的时空中通过战争、婚姻、贸易等互动方式形成了一个自在又自觉的民族实体,它既是政治实体,同时也是文化实体。中华文化不单指中国这个跨体系社会56个民族的文化复合体,而是从这个跨体系社会衍生出的各人民团体的日常生活文化、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的综合体。中国是一个跨体系的社会,各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认同,同时,基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跨文化共同体。

人类学研究空间上的他者和时间上的过去,就是要认识人类从哪里来,又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加强自身的认识和认同,所以,人类学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研究文化和认同的学科。认同表现了个人或集体的自我认识,从原始部落到萨林斯所说的“星球性组织”,人们遇到的“他者”越来越繁多,认同也就越来越复杂而多样。相较于传统上相对静止的社区,现代社会群体的复杂使人们更加注重归属感和认同感。身份的多样导致认同的多元,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具有跨体系性,不同国家、族群、宗教、地域、职业、身份、阶层、级别的人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心态,这不仅是一种关系性结合,也是观念上的集聚,因而一些跨体系的社会也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超越了单一文化认同,形成跨文化人格,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元文化人 ( multicultural man)。跨文化认同是全球化的产物,不同族群形成跨文化共同体,跨文化共同体为创造一个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提供了一种途径。更进一步说,帕森斯关于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命题,也可以用跨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丰富和完善。

“跨文化共同体”不是笔者标新立异造的一个新词,它源于笔者对社会变迁的感知和民族志的阅读,是能够反映当下社会现象的,目前已有这方面的民族志个案,至少已显现出跨文化共同体的雏形。马来西亚的族群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历程。20世纪初,殖民地官员夫尼瓦尔首次提出“多元社会” ( PluralSociety) 这一概念来形容他所看到的社会。每个族群都坚持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观念和习惯,他们只是在市场上交易时才作为个体相遇,他们不是混合 ( mix) 在一起的,也不是融合 ( combine) 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民族混杂( medley) 的多元社会。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社会的维持并不是依靠其中占优势的群体运用政治力量来统治,而是靠不同文化群体在不时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面前保持克制,积极主动地相互协商,以及根据实际情境进行必要的妥协,在这一前提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融合得以持续而稳定地发展。直到今天,马来西亚族群间的合作遍及所有领域,绝大多数马来西亚人也都享受到多元文化带来的好处,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安宁繁荣的国家而自豪。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对处于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的人类共同体来说,最有前途的团结是一种经过努力实现和获得的团结,是一种共和模式的团结,是一种从事自我认同努力的行动者共同实现和获得的必然发生的团结,是一种作为共同生活的结果而不是先天给定的条件的团结，是一种通过谈判和调解差异而不是通过否认、扼杀或窒息差异而形成的团结。跨文化共同体不仅是移民社区和多民族散杂居住地区的产物,它也可以成为民族国家的愿景。传统的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民族国家正成为历史,新的多民族、多种族、多族群的“多民族国家”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多民族国家不但是具有一定领土与居民的政治实体,也是具有同质性国民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因此,笔者所说的跨文化共同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文化互动、自下而上的认同形成的跨文化共同体,另一种是基于多元文化复合体、自上而下的认可、接受而形成的同质性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当然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也可能不止这两种。在笔者看来, “跨文化共同体”会越来越普遍化,它有助于全球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认同和相处，也有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反过来说,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全球移民的稳态,也正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共处而形成了跨文化共同体。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民族的形成说到底是异质向同质转化的过程。今天,不同的民族可以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找认同。这种认同可以建立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也可以创造新的认同符号,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完全可以向同质转化,从而形成更高级的人类共同体形式。

结论

“尽管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但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统一性概念,正如荷兰人类学家所阐述的那样,印度尼西亚作为‘民族学研究的一块田野’,这个概念适用于整个地区。”本文运用“跨体系社会”这一“人类学透镜”重新审视了东南亚社会,通过人类学的研究回应了当下一些热点问题。从文化研究来看,看似非正式的、松散的“东盟方式”有其社会文化传统,其实是适应国际形势的一种策略, “何为东盟”这个议题从人类学角度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东盟将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运用“跨体系社会”这一视野、以区域作为方法对东南亚进行整体研究,从时空上看,中国文化在东南亚是逐渐衰落的,中华文化所及只是在越南、新加坡和东南亚华人社区,中国比美国更需要“重返东南亚”。东南亚的社会文化蕴藏在各民族千百年来“历史的细语”和“抵抗的日常形式”中,东南亚社会文化研究任重道远。通过他者反观我们号称的五千年灿烂文明,其影响是不是夸大了,我们还应该继续反思中国文化的特性。从跨文化共同体的角度看,在民族、社会、国家等多重互动中,文化和人格可以再调适,形成更高层次的认同,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球社会可以实现矣。（注释略）

【重磅干货】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单位及机构榜单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