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不同的是，东南亚人口红利正逐步显现。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9年，东南亚11个国家中，有7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持续提升。

近日，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8.55%，较10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占比74.53%，下降接近6个百分点。

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东南亚人口红利正逐步显现。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9年，东南亚11个国家中，有7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持续提升。其中，2019年，劳动力占比最高的新加坡超过75%，泰国、文莱也超过70%。

这使不少当地的制造业企业，能够招到相对年轻且薪水低的工人。

马来西亚厂商公会槟州分会主席王竞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作为制造业企业，他的工厂员工70%为35岁以下，整体比较年轻。“员工的平均收入大约换算成人民币3500元。”

而近年来，中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迁移，也受到较为明显的当地持续提升的“人口红利”驱动。但是，缺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仍是东南亚制造业的一块明显“短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8.8亿人，与2010年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有所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使我国整体抚养比持续上升，人口红利进入尾声。

202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为45.9（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1.7。这表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趋势在过去十年发生了逆转。当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抚养比低于50的人口红利期，但由低人口抚养比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少。

那么，东南亚整体人口的整体情况如何？如果仅仅从抚养比上来看，东南亚的人口红利大多也并不算高，只有新加坡、文莱低于40，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低于45。

但是，整体来看，东南亚的抚养比在不断降低，在这背后，与东南亚老年人口占比偏低，少年儿童人口占比偏高有关。

具体来看，2019年，柬埔寨、老挝、东帝汶的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不足5%，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足7%，越南也只有7.55%。

与此同时，2019年，0-14岁的人口占比中，老挝、柬埔寨、东帝汶、菲律宾均超过30%，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缅甸和文莱也超过20%。

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正在不断转化成15岁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使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提升。

具体来看，2019年马来西亚的15-64岁人口占比，从2015年的68.93%略增至69.38%，上涨0.45个百分点。

此外，2015年到2019年，东帝汶、菲律宾和缅甸的15-64岁人口占比分别上涨2.29个、1.09个和1.06百分点，老挝、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紧随其后，涨幅分别为0.98个、0.57个和0.34个百分点。

不过，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5年到2019年则分别下降了1.08个、0.65个和0.1个百分点。新加坡下降的比例最大，达到3.05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不断提升的人口红利，使当地的制造业企业招工相对容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马来西亚企业主和工人，发现无论是中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当地制造业工人的整体收入普遍在人民币1200-4500元之间，并且制造业企业工人的年龄比较年轻。

一家在马来西亚拥有员工近500人、主营业务为组装半导体生产设备的企业仓库助理颜乐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是外资企业，企业基层员工收入一般换算为人民币在2000元上下，加上加班费基本可达2500-3000元，五天制，工作时长8小时以上。

“我们不强制加班，但会选择外资企业的员工一般会冲着工资而来，所以更有加班的动力。我们企业员工的年龄集中在20-30岁。”他说。

马来西亚一家食品生产企业Love a Loaf的创办人陈毅恒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企业的规模约70人，员工平均收入换算成人民币为一个月2000元-3000元，工作时长8-10小时。“我们企业的员工一般集中在23-27岁，25岁的员工居多。”

另一家马来西亚冶金炼铁企业顺和有限公司第二代老板曾海良表示，他们企业的员工在8-12名之间，普通工人收入大概在1500-2200元上下。

“小作坊的工人一般要求不高，但也不希望随时更换，所以现有的工人基本是 30岁-40岁上下，另有两位20多岁的工人，是熟人介绍的。”他表示。

与东南亚的制造业工人相比，中国的农民工年龄整体偏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继续提高。

此外，2020年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351元，比上年增加129元，增长3.1%。

与之相比，多位马来西亚制造业工人表示，东南亚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对偏低。

一家在马来西亚橡胶加工厂工作的工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中学毕业后进入工厂，目前收入大概换算人民币1200元。

另外一位在马来西亚工厂做会计助理主管、拥有本科会计和金融学士学位的女士表示，这是她第一份工作，目前工资在2000林吉特（约3087元人民币，按照5月27日上午7时汇率计算，下同）。

颜乐融拥有大专学历，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进入外资企业工作的机会，收入更高，达到3000林吉特（约4630元）。此前，他从事旅游行业，收入只有2000林吉特（约3087元），在疫情之下，最终选择“进厂”。

“我现在的工作，比疫情前做为旅游业者的收入好很多，而且工作时间稳定。还有代缴公积金、医药保险等，和餐饮津贴及工作餐。”颜乐融说，“公司属于外资（欧美）企业，薪资较高，打听过其他同领域的企业，相关岗位的月薪介于1200-2000林吉特（约1852-3087元），较低。”

疫情影响了东南亚的旅游业，使不少此前的旅游从业者前往工厂上班，目前很多东南亚的制造业企业也表示，他们招工并不困难。

新文记咖啡制造企业第四代传人曾恒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共有45 位员工，月薪换算成人民币在1500-2000林吉特（2315-3087元人民币），招聘普通工人并不难。“大环境下很多公司倒闭，就业需求高。工人的流动率在10%以内，因为年轻的员工需要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可能会转行或选择其他企业。”

而且，他们的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10%-20%，整体偏低。王竞庆则表示，他们的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25%。但是，他发现招聘技术工人成为难题。

“在我们企业的员工中，20%中学毕业，40%文凭是专科，40%本科。”王竞庆说，“当今的市场，招人不容易，槟城是马来西亚外资最高的州之一，所以我们遇到招聘困难。”

他表示，当地的教育系统与工业之间的差距，造成了槟州严重的缺乏人才，尤其是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未来的12个月里，我们需要差不多200-300个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而有一些制造业企业主则头疼于员工的流动率。陈毅恒表示，他们企业因为是手工业，年轻人大多数觉得辛苦，或是不习惯后厨的高温，很快会离职。

“我们招聘的对象是年轻人，会比较不稳定，在岗最长的有7 年，陪着公司成立一路走来，最短的有几小时就离职。不稳定的因素还包括大部分年轻求职者觉得烘培好玩，但实际工作后发现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就很快离职。”陈毅恒说。

（作者：陈洁,实习生彭宁 编辑：李艳霞）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