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概念的表述，显然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方位指代。这些称谓对周边的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李长傅、冯承钧等中国学者最早把东南亚史作为整体的地区史来研究，但他们对东南亚的指称依然使用“南洋”概念。1957年田汝康在《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中使用的是“东南亚洲”一词。1958年苏联专家科切托夫出版了《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现代史讲义》，其中出现了中文的“东南亚”译名，自此“东南亚”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开始逐渐普及。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南海”“西洋”“南洋”和“东南洋”的记载，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东南亚及其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具有特殊意义。

（二）西方文献中的“东南亚”

西方最早来到东南亚的是商人、冒险家、传教士等。他们当时称这片区域为“东印度”。十六世纪初叶之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相继入侵东南亚。1791至1797年，英国人达尔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出版了两卷本《东方宝库》（Oriental Repertory），把这片区域统称为“东方”。1820年英国人克劳福特（John Crawfurd）出版了《印度群岛史》（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将这片区域称之为“印度群岛”。1869年英国人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出版了《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将这片区域称为“马来群岛”。同一时期还有“外印度”“远东”（Far East）等不同称谓出现。法国人曾经从地理和气候角度将这片区域称为亚洲季风地区（Monsoon Asia）。“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马来人则把这个地区称为‘风下之地’（lands below the winds）”。直到19世纪30年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思考和谈论‘东南亚’。一些作者使用‘远印度’（Further India）这个术语来表述东南亚区域。”

从目前有关东南亚研究的综述类文章所见，认为“东南亚”一词最早出现在1839年美国牧师马尔科姆（Howard Malcom）出版的《东南亚旅行记》（Travels South-Eastern Asia）一书的书名上。1902年奥地利人弗朗茨·黑格尔（Frans Heger）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Old Metal Drums in Southeast Asia），对这片区域的古代铜鼓进行分类。1923年奥地利人海涅·戈尔登（Heine Geldern）出版了《东南亚的民族和文化》（Südostasien aus Illustrierte Völkerkunde, heraus-gegeben von Georg Buschan）。一些西方学者由此将戈尔登尊为东南亚学的创立者。1941年英国人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出版了《东南亚的福利与进步》（Progress and welfare in Southeast Asia）。以上著作的名称中都明确使用了“东南亚”概念。这个概念渐为人知，成为西方建构的“东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3年8月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在锡兰设立，“东南亚”这个概念作为政治军事术语被使用并产生重大影响。1948年，美国政府开始认真研究东南亚区域对本国所具有的政治及军事战略意义。“当然，东南亚被当作一个地理和文化单位不能仅仅是军事战略的考虑。”1950年英国地理学家道比（E.H.G.Dobby）出版了《东南亚》（Southeast Asia）。1955年英国人霍尔（Daniel George Edward Hall）出版了《东南亚史》（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1962年“东南亚地理学家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大会一致同意将“东南亚”作为一个通用地理名称使用。1966年“太平洋区域第十一届科学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此次会议从文化角度接受了“东南亚”概念。

由此可见，“东南亚”概念及其知识体系的最初产生，并不是东南亚人的自我集体自觉，而是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产生的“他者”的创造。在东西方对抗中，中国的“南海”“西洋”“南洋”“东南洋”话语最终被西方的“东南亚”取代。“东南亚”从西方人最初的偶然创造，到作为一个整体性军事地理概念产生重大影响，再到被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演绎，被地理学界接受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地理概念，其后再被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学者所接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地理概念。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建立，东南亚人的整体意识逐渐增强。这种整体意识的形成有赖于西方“他者”早期对东南亚概念的建构，以及后来世界范围众多“他者”的进一步演绎和不断强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盟”与“东南亚”两个概念所指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同，但人类学界一般多使用具有文化色彩的“东南亚”概念。

二、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

（一）西方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

自人类学学科发轫以来，长期将“他者”作为研究和关注的主体，并且宣称通过研究“他者”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自己。正是对“他者”及异文化的研究带来了人类学学科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也是在这种学术语境中发生发展的。

19世纪中叶，人类学在西方建立之后，一些人类学家借助已有的文献，开始对东南亚地区展开零星研究。随后，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的学者广泛关注东南亚地区，逐渐产出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形成了“西方东南亚学”。根据世界历史的大背景，西方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西方殖民时期（1839年—20世纪50年代）。自1839年马尔科姆创造“东南亚”概念以来，至少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概念一直具有西方殖民的色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殖民主义的全盛时期，当时除了泰国，东南亚的所有国家都处于欧洲或者美国的统治之下。”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是在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下诞生的。在这个体系之下殖民者“各自为政”：英国人研究缅甸和马来西亚，美国人研究菲律宾，荷兰人研究东印度群岛或印度尼西亚，法国人研究法属印支三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等。1910年塞西尔·刘易斯（Cecil C. Lowis）出版了《缅甸各部落》（The Tribes of Burma）。1933年，恩里克斯（C. M. Enriquez）出版了《缅甸的种族》（Race of Burma）。1941年，英国人约翰·弗尼瓦尔（John S. Furnivall）出版了《东南亚的教育进步》（Educational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1942年，美国人鲁伯特·艾默生（Rupert Emerson）等出版了《东南亚的政府与民族主义》（Government and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1944年，美国人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出版了《东南亚各民族》（Peoples of Southeast Asia）。1947年，德国人贝尔纳齐克（H. A. Bernatzik）出版了《阿佧与苗》（Akha und Meau）。1951年，英国人维克多·柏塞尔（Victor Purcell）出版了《东南亚华人》（The Chinese in SE Asia）。1952年，法国学者莫里桑（Guy Morechand）出版了《泰人领地下一个白苗区的人口学札记》（Notes démograhiques sur un canton mèo blanc du Pays tai）；1955年，他又出版了《印度支那白苗巫术概论》（Principaux Traits du Chamanisme Meo Blance en Indochine）等。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1950年美国学者恩布瑞与托马斯(J·F·Embree & W·L·Thomas)合著《东南亚北部的族群》（Ethnic Groups of Northern Southeast Asia），1950年还与多森(Lillian Ota Dotson)一起编著了《东南亚大陆民族与文化文献书目》（Bibliography of the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Mainland）。这些作品成为早期东南亚族群研究的开拓性成果，标志着西方东南亚学研究的开始，也带来了东南亚研究的一个短暂繁荣期。二战结束，这些研究随着东南亚殖民体系崩溃而逐渐终止。

这个时期的东南亚研究，主要是英、法、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为有效管理自身殖民地服务，在成果表现上多是一般的基础性研究，但在客观上一方面使“东南亚”概念得到学术界认可，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东南亚人类学研究快速向前发展。

2.冷战时期（20世纪50-90年代）。冷战对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也给当时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变革。这一时期美国凭借超级大国的地位，开始主导西方人类学对东南亚的研究。1965年美国加大了对大学学术研究的扶持力度，设立了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另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资助学术研究的私人基金会。调研经费的充足为学者前往东南亚各国开展田野调查提供了客观保障。他们以当地丰富多样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为素材，出版了很多经典民族志。

利奇（Edmund Leach）以缅甸克钦人和掸人的政治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经典之作《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也可算是英国人类学研究在东南亚殖民时代的“收官之作”。继利奇之后，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成为人类学界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大家。从1957年《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个爪哇的案例》(Ritual and Social Change: A Javanese Example)发表之后，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格尔茨以印尼爪哇和巴厘岛为田野点写作了一系列著作。他的解释人类学主张，文化分析是寻求意义解释的科学，需要“浓描”（thick deion）事物的生物属性以及多重的社会意义，包括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通过“浓描”，格尔茨试图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通过人类学的异文化考察来反思自身。

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成为东南亚研究中最受欢迎的学科。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于1960年出版了《海外华人文化的变迁与持续：泰国与爪哇的比较》（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1987年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设立了有关东南亚华人研究的系列项目。随后，美国加强了对东南亚华人微观层面的研究，出版了一批成果。1975年后，美国发表的有关东南亚地区的论文有超过三分之一是属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在此背景下，美国耶鲁大学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将东南亚民族研究推向一个高潮，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影响。他在深度田野的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东南亚研究的民族志。他从底层视角出发，重新思考霸权概念，提出了诸如“弱者的武器”“隐藏文本”“虚假意识”等经典概念，为后来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其经典著作《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以历史中的无声者和无名者为主体，呈现了农民生存与反抗的特点，对于理解东南亚农村社会，以及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立足于东南亚研究，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这是一本有关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该书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并且认为民族就是被人为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此外，他还出版了《革命时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1944-1946)、《镜像：美国殖民时期的暹罗政治与文学》(In the Mirro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等一系列东南亚研究的成果。

一个时期以来，还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埃利奥特(Alan J. A. Elliott)的《新加坡华人的精神信仰媒介》(Chinese Spirit-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施坚雅的《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泰国华人社团的领导与权力》(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和《华人少数族群》(The Chinese Minority)，维尔莫特(Donald E. Willmott)的《三宝垄华人：一个变迁中的印尼少数民族社区》(The Chinese of Semarang: A changing minority community in Indonesia)，阿米欧(Jacues Amyout)的《马尼拉的中国社区：一项华人家族对菲律宾环境的适应》(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Manila: A Study of Adaptation of Chinese Familism to the Philippine Environment)，维莫特( William E. Willmott)的《柬埔寨华人》(The Chinese in Cambodia)，克瑞斯曼(Lawrence W. Crissman)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分支组织东南亚漳州同乡会》(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以及法国学者李穆安（Jacques Lemoine）的《瑶族神像画》（Yao Ceremonial Paintings），澳大利亚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两卷），德国霍尔曼（Thomas Hollmann）、弗里德里希（Michael Friedrich）和欧雅碧（Lucia Obi）等人编辑出版的多卷本德文版《瑶族手稿》[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Vohd)]，等等。

以上研究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和突破，不仅开启了现代人类学对东南亚的研究，也使得东南亚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真正进入世界学界的视野，引来更多学者投身东南亚研究行列。

3.后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根据自身需要，改变了以往对区域研究（Regional Research）的重视，其东南亚研究暂时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尽管如此，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高校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仍在继续着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只是研究兴趣和方向从以往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转向“文化的命运”“离散群体”“边缘性与暴力”等主题。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理事会主要以印尼和越南为研究对象，关注生态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以及农村发展等主题。康奈尔大学实施了一个由美国国家资源中心资助的2010年到2014年、为期4年的东南亚计划（THE SOUTHEAST ASIA PROGRAM 2010-2014)），内容涉及学术研究、参与式发展等，先后出版了《旧暹罗政府的文化与权力》（Culture and Power in Traditional Siamese Government），《早期的东南亚》（Early Southeast Asia: Selected Essays），《印度尼西亚的冲突、暴力与离散》（Conflict, Violence, and Displacement in Indonesia），《战争中的文化：冷战与东南亚的文化表达》（Cultures at War: The Cold War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in Southeast Asia）等有代表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因为受到卢斯基金（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基金会明确要求将东南亚研究作为其发展目标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确立了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旨趣。

1998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了《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进一步深化其东南亚民族主义的研究。2009年詹姆斯·斯科特出版了《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在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引起巨大反响。该书将1945年作为时间节点，认为此前在东南亚山地存在着一个自成体系的特殊的Zomia地理空间地带，这一地带是在低地国家形成与扩张的过程中可供人们逃避的无国家社会。该书的出版及其形成的学术热点讨论，在世界范围内大大提升了东南亚研究在人类学领域的地位及影响力。

此外，美国人类学界对1976年以来迁入本国避难的老挝苗人（Hmong）离散群体产生了极大兴趣。根据“传统艺术和民族学中心”（Traditional Arts & Ethnology Centre）图书馆搜索显示，2004至2010年间，针对苗人研究的英文专著有8本，内容涉及难民研究、文化冲突与适应、心理疾病与医疗健康等。此外，美国还创立了苗人研究图书馆以及《苗人研究期刊》(The Hmong Studies Journal)期刊，扩大了苗人研究在美国的影响力。《苗人研究期刊》自1996年创刊以来，已出版14卷论文集。该期刊致力于苗人历史、文化以及美国苗人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美国苗族研究的权威期刊。在东南亚其他山地民族研究中，主要成果有艾伦(Alain Y. Dessaint )的《泰国高地的傈僳移民》（Lisu migration in the Thai highlands），凯瑟琳·吉罗格利(Kathleen A. Gillogly)的《缅甸、泰北鸦片控制下傈僳社会结构的转变、村落经济、宗教信仰》(Transformations of Lisu social structure under opium control and watershed conserv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保罗·达仁伯格（Paul Durrenberger）的《一个傈僳村落的经济》（The economy of a Lisu village），帕特丽夏·西蒙兹(Patricia V. Symonds)的《招魂》（Calling in the Soul: Gender and the Cycle of Life in a Hmong Village），乔西姆·施莱辛格（Joachim Schliesinger）的《泰国各族群：非泰语族群》（Ethnic Groups of Thailand: Non-Tai-Speaking Peoples），李穆安（Jacques Lemoine）的《老挝北部的一个青苗村庄》（Un Village Hmong Vert du Haut Laos）等等。关于东南亚各国的整体性民族研究还有一些成果，例如理查德·迪兰（Richard K. Diran）的《正在消失的缅甸部落》（The Vanishing Tribes of Burma），乔西姆·施莱辛格的《老挝各民族》（Ethnic Groups of Laos）、《越南山地部落》（Hill Tribes of Vietnam）和《泰国的泰人族群》（Tai Groups of Thailand）等等。

从以上三个阶段看，西方人类学对于东南亚的研究，早期主要由英法学者主导，这与当时英法的国家实力及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密不可分。美国后来居上，二战期间尤其是到20世纪60-70年代越战期间达到高峰，其影响力不断扩大。

（二）东方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

从整个东方来看，东方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主要以中国、日本为代表，但东南亚各国的研究也不可忽视。中国作为东方大国，不仅在古代历史上与东南亚各国保持密切联系，在近现代反殖民斗争和国家化、现代化进程中，也与东南亚各国休戚与共。但是，“近百年来,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在力量的组织和调配,资料的利用和开掘,实地的调查和考察,成果的出版和发行等等方面,显然落后于西方和日本。”日本在二战中“对东南亚的入侵改变了该地区及其政治”；战败后，又在美国的扶持下再次崛起，对东南亚地区保持持续关注。根据东南亚区域史的大背景，东方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东南亚地区被殖民时期（1900-1945年）。

中国的人类学对于域外“他者”的研究，首先是从周边国家开始的，而东南亚国家是主要方向之一。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已有少数学者撰写了与东南亚民族相关的著作或论文，其中有芮逸夫的《中国民族与越南民族》、《缅甸民族》和《西南疆民与缅甸民族》。1936年，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出版，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边政”研究也涉及了东南亚的相关民族。同一时间，国内学者还从东南亚史以及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主要是历史学的资料性研究，缺乏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日本对东南亚的研究，在明治时期(1868-1912年)就开始有所涉猎，出版了一些与东南亚相关的图书资料。1928年，日本侵占中国台湾时期，就在台北帝国大学设立相关机构，专门开展所谓“南方”的历史文化研究。1930年，日本为了实现其“南进”的侵略目的，以台湾总督府为先导，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局为中心，以“日本拓植协会”“南洋协会”“太平洋协会”等组织为辅助，开始对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各地进行情报资料搜集和调查研究。1936年山本达郎在越南河内开展调研，发表了《关于河内华侨的史料》《越南村落的构成》等文章。1943年太田常藏到缅甸实地调研，后来发表了《缅甸克伦族的传说》。1956年，曾经留学英法和印度支那的杉本直治郎出版了《东南亚史研究》。此外，西村朝太郎发表了关于印度尼西亚研究的《西兰岛及其附近诸岛民族志》；中译男发表了《印度尼西亚习惯法研究笔记》，并于1961年和田久德一起出版了《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

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一向重视汉文史籍资料的参考应用。1945年，石田于之助出版了《关于南海各国的汉文史料》；1957年，山本达郎编撰了《东南亚各国汉文史料汇编》第一卷。从编纂汉文史料以及使用“南洋”“东洋”概念可见，日本早期的东南亚研究，普遍受到中国历史文献和文化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东南亚研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整体而言主要以历史文献资料研究为主，介绍性和一般性研究较多，还谈不上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有意识应用，因此没有出现科学民族志意义上的研究成果。

2.东南亚独立解放运动及民族国家建构时期（1945-1980年）。东南亚概念虽然是在特定“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完成，但“他者”与“自我”从来不是割裂的静态的关系，而是互动影响的。在东南亚概念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自我”的觉醒。二战结束后，东南亚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此起彼伏。1945年到1957年间，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缅甸、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纷纷独立。东南亚各国逐步走上了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东南亚人类学研究，当属田汝康1953年完成的英文专著《沙捞越的华人：社会结构研究》（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1963-1966年间，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在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麻坡镇先后两次田野调查，后来出版了《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专家中大部分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

1959年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创办《东南亚研究》（双月刊），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创办《亚太评论》。1974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创办《南洋问题研究》（季刊）。1980年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创办《东南亚纵横》（双月刊）。这些杂志的创办，非常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对东南亚的研究。但这些刊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专业刊物。这一时段中国关于东南亚研究的成果依然很少。

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日本的东南亚研究持续走热。日本于1983年成立“东南亚研究中心”，重点研究泰国历史和宗教文化。此外，东京外国语大学对于东南亚各国语言文化研究涉猎较多，而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重点关注印度尼西亚历史，鹿儿岛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学院重点聚焦缅甸研究，庆应大学和九洲大学着重越南史研究，长崎大学重点从理论层面对东南亚地区的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天理大学重点对华侨问题与东南亚史进行研究。

总体而言，当时日本的相关研究仍然以东南亚各国的历史、经济和政治为主。1957年8月、1960年2月、1963年6月日本先后三次向东南亚地区派遣调查组，松本信广、岩田庆治、凌部恒雄、八幡一郎为主要成员。1969年11月到1974年2月，以白鸟芳郎为首的团队三次深入泰国西北地区，进行“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1975年出版了《瑶人文书》、1978年出版了《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近邻诸民族》。竹村卓二也多次前往泰国瑶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1981年出版了《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绫部真雄也是在对泰北傈僳族村落调查的基础上，于1998年发表了《国界与少数民族：泰北傈僳族的迁移与国境认识》。1999年，池端雪浦、石井米雄、樱井由躬雄等编著的《东南亚史》多卷本出版。

这一时期，日本虽然延续着传统的东南亚研究特点，但其人类学研究的风格开始彰显, 主要表现在重视微观社会研究，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尤其注重一手资料的收集。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在东南亚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先进行列。

3.东南亚经济发展与文化振兴时期（1980年-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走上了社会变革的道路，吸引了更多学者展开东南亚研究。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拉开了序幕，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东南亚邻邦的研究当中。与早期学者普遍重视东南亚历史研究不同，这一阶段的学者开始关注东南亚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等方面。这一阶段的前期工作主要集中在翻译日本、泰国、越南等外国学者的成果上，以增进自身对东南亚各民族的了解。随后，一批关于东南亚史和华侨华人史的著作陆续出版，其中包括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猪仔”华工访问录》、温广益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陈碧笙的《南洋华侨史》，等等。紧接着一批兼有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特色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其中包括申旭、刘稚著《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范宏贵著《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同根生的民族》，何平著《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周建新著《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韦红著《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刘稚著《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庞海红著《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刘志强著《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等等。这些成果代表着中国的东南亚民族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也是中国研究东南亚产出成果较多的时期，但总体上是以历史、文化、经济、华人等介绍性成果为主，真正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很少。正如新加坡学者所言，中国第一、二、三代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华人华侨为主，例如周南京、梁志明、陈衍德、庄国土等等，并没有学界公认的人类学家上榜。

进入21世纪，中国一些开设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加大力度推动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其中东南亚是最为重要的方向之一。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成果，例如龚浩群著《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康敏著《“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郑宇、曾静著《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坡龙乡坡龙街赫蒙族调查研究》，马翀炜著《秋千架下：一个泰国北部阿卡人村寨的民族志》，何林著《民族的渴望：缅北怒人的族群重构》，马翀炜、张雨龙著《流动的橡胶：中老边境地区两个哈尼/阿卡人村寨的经济交往研究》，郝国强、许欣、姚佳君著《和合共生——老挝丰沙湾市邦洋村的民族志》，周建新、陆赏铭、王子丰著《漂泊在马六甲海峡》等。这些海外民族志文本，完全以作者在东南亚各国的实地调研完成，体现了人类学的专业性，并且各自以不同的主题和角度，以中国人“在场”的“凝视”和理解，完成了“写文化”的知识生产，是一批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学术成果。当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田野时间较短，研究深度不够，质量参差不齐。

同一时期，日本的东南亚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09年10月，为了推进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建设，经日本文部科学省认定，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被确认为日本“东南亚研究的国际共同研究中心”根据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资料，该研究所逐步开展“外派驻在型”“外聘集中型”“资源共有型”“研究开发型”四大类型研究，注重应用和时效，延续传统，强调学术对话，注重资料共享等系列问题，由此使日本在研究的体制机制和团队公关上处于领先地位。

1982 -1985年，柴村惠子、村濑史子的团队持续对泰北傈僳族村落民族服饰进行研究记录，并出版了相关成果。1992-2008年，芹沢雄太郎、伊藤直子的团队，经过五次实地跟踪调查，完成了《关于山地民族的住居和居住方式的研究——泰北傈僳族的事例》。唐崎圭、畑聡一、新井清水的团队完成了《关于阿卡·傈僳住居变迁过程中形态维持的考察——关于泰北山地住民的集落·住居的研究》。

根据2004年11月至2005年10月的年度统计，日本出版有关东南亚研究的书籍有73部；发表研究印度尼西亚的论文79篇，柬埔寨1篇，新加坡7篇，泰国41篇，东帝汶3篇，缅甸18篇，菲律宾27篇，文莱1篇，越南51篇，马来西亚30篇，老挝12篇。

（三）东南亚本土人类学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逐渐认同东南亚人自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看东南亚历史，要以其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任何其他观点，这样才能看准。”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东南亚本土研究始有可能。学界也越来越关注东南亚本土研究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东南亚本土学者成长的过程，也是肃清和批判殖民历史的过程。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其学者都在力图“以其自身的观点”来审视自己，努力消除过去殖民者的影响，东南亚人民的集体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去殖民化的正本清源的过程并不简单，很多东南亚学者仍在以“他者”的视角研究本土民族。正如泰国学者松巴特·尚托恩冯(Sombat Chantornvong)所说：“事实上，泰国学者对东南亚的兴趣是在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由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而对东南亚感兴趣之后才出现的。”新加坡学者K·辛格·桑杜(Kernial Singh Sandhu)也感慨道：“尽管已经独立几十年了，但我们现在仍然是了解欧洲和美国比了解我们自己还多。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通过外国人的眼睛来了解我们自己。”

1967年8月8日东盟成立，为东南亚本土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东盟各国已经充分意识到相互依存的重要性，认为一体的团结的东南亚更加有力量，因此务必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而加强东南亚本土的研究成为加强相互了解的最重要途径之一。1975年东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把“促进东南亚的研究”作为联盟的目标之一。之后，东南亚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本土民族和文化的研究，但总体发展不平衡。

从东南亚本土民族研究的基本情况看，越南开展了国内各民族的识别与划分，其本土学者较多，民族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先后出版了《越南北部边境地区民族历史起源》《越南克木族》《越南兴门族》《越南拉祜族》《沙巴少数民族与旅游》《越南泰族历史与文化》等。另外，还有英文版《越南的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ies in Vietnam）问世。最有代表性的越南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有孔演、陈平、阮志宣、卢天宝、潘文雄等等。老挝也进行了民族识别与划分。老挝最有代表性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有洪潘、占塔菲力等。缅甸也进行了民族识别划分。缅甸仰光大学的吴明南出版了《缅甸各民族》一书，后来被译成英文出版。

东南亚其他国家没有开展民族识别与划分，民族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对于民族表述和称谓口径也不完全统一，类似《马来西亚百科全书：族群与传统》（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 People and Traditionals）的介绍性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成果较多。泰国的苗族学者李亚（Gary Yia Lee）对苗族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其博士论文《发展政策对白苗社会的影响》对格迪斯经济人类学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阐发了新的解释。另外，泰国人通猜·威尼差恭（后加入美国国籍）于1994年出版的《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是一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带有历史人类学色彩的著作，对泰国的民族主义有非常深刻的剖析，甚至对“20世纪暹罗史学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皇家民族主义范式提出挑战”。

概言之，一方面，东南亚各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较少，本土民族研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对于本土民族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东南亚本土学者对于各自国家的民族情况更有发言权，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加贴近本土人民，值得借鉴和学习。

三、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东南亚”已经从最初的概念建构，发展到如今的整体性政治、经济、文化地域性实体真实存在，在世界范围不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西方殖民者在历史上对东南亚有着长期的经营，使得东南亚一直是西方人类学者深耕的土壤，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具有更加便捷的地缘联系以及历史命运和文化联系上的共鸣，这为彼此学术研究的合作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历史上，“中国的影响传播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主要是通过海上贸易，而不是武力征服或殖民活动。”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早已被东南亚广泛认识，“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但中国没有。”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共同提出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目的，中国和东南亚都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学术研究将在彼此不断交流中获得共同提升。

在东南亚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中国学者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前往东南亚各国进行人类学研究。在这方面已有学者以互联互通为主题，不仅聚焦“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也关注中国与大陆东南亚的陆上通道建设。如程晓勇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朱凌飞的《边界与通道：昆曼国际公路中老边境磨憨、磨丁的人类学研究》等。由马翀炜主持、笔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中的东南亚民族志研究正在展开。另外，在跨界交往、民心相通等方面的研究也积极进行。从海外民族志基础性调查研究工作开始，对东南亚展开广泛深入研究，这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面向。与此同时，中国也吸引了很多东南亚学者纷至沓来，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学者合作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

从目前来看，东南亚研究的人类学成果，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多出自西方学者之手，中国和东南亚本土学者的声音依然缺乏。国内学者多热衷于“诠经”和“解读”西方学界的东南亚研究著作，很少听到对西方人类学“东方主义”态度的质疑和批评。另外，由于中国学者对于东南亚各国本土语言掌握有限，而东南亚各国人类学成果的译介工作相对滞后，中国学者深入东南亚各国开展长期田野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打破这种瓶颈，需要彻底改变过去依靠中文古籍、西方文本和逻辑分析的书斋式研究方法，代之以包容田野调查、东南亚文献、中国文献、西方文本、逻辑分析在内的科学民族志研究方法。

事实上，东南亚代表着一种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社会进程模式，为世界展示着东南亚经验，成为人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我们需要通过理解东南亚进一步理解自己，理解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